不确定的报应 模糊的救赎

　　不确定的报应，模糊的救赎

　　文/杨时旸

　　本刊编辑、专栏作家

　　发于2019.5.13总第898期《中国新闻周刊》

　　《冷战》中的音乐和这部《无主之作》中的绘画有着相似之处。在故事中，艺术担当着独特的作用，成为串起人物半生的线索、改变角色命运的转折点，它映射着政治，严酷、恐惧、自由、解放……一切都经由艺术得以被言说。音乐也好，绘画也罢，艺术直抵内心的特质用来呈现政治对人心的戕害、自由对人心的拯救、时间和记忆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再合适不过。

　　《窃听风暴》的导演弗洛里安的这部新作《无主之作》，看起来与前者的历史背景部分重叠，实际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呈现方式和注视角度。《窃听风暴》凌厉，冷峻，毫不犹豫地呈现对与错、正义与邪恶；而《无主之作》却在每一个你觉得即将展开批判的当口突然转向，驶入无数分叉小径。

　　影片从纳粹的狂热与溃败讲起，然后走进冷战时的柏林，男主角开始逃亡和放逐，重新寻找自我，故事跨度长达三十余年。所以，看起来《无主之作》的主人公是一个敏感、纯粹的年轻艺术家，但它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时间，讲述时间对记忆的冲刷、未必到来的惩罚、可能到来的善报，大量的被遗忘和掩埋的过往，私人怀念汇聚成难以名状的宏大声场，这才是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

　　像所有那个时代的故事一样，《无主之作》充满血与死亡、癫狂与迷思。故事从科特·伯纳特儿时开场。他的姨妈有些神经质，青春期的自我意识混杂着纳粹狂热，让她时不时陷入迷乱，按照纳粹的净化理论，她被带往精神病院绝育，之后被杀死，这成了科特最初的创伤记忆。纳粹被击败之后，被解放的人们却又落入另一种禁锢。冷战时期的东边视一切自由为异端，竭力泯灭。男孩长大，成为画家，为追求自由奔赴西德，而他的岳父就是当年掌握他姨妈命运的冷血医生。看起来《无主之作》有着极度戏剧性的设定，随时都可能滑入这类故事的烂俗设定中——亲情爱情与仇恨之间的拉锯与困境。但它却始终让这个巨大的伦理悬念一直高悬，推动着故事愈发向人物内心挖掘，而不是指向复仇的戏码。

　　“难以名状”和“模糊”是这部作品的最大特征，就像科特儿时面对一切惨烈情景时挡住眼睛的手指间的视野，也像他日后成名作中那些用刷子刷过的画布，它呈现了一种更贴近真实的“不可知”。《窃听风暴》中的是非黑白是明确的，人性的冰冻与复苏是戏剧性的，但在《无主之作》中，所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翁婿之间并没有上演你死我活，也没有大快人心的报应降临。

　　更多的时候，这个故事呈现的是一种矛盾和悖反：它在看似注定的方向上突然呈现无常，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时刻突然讲起报应，在时间冲刷中呈现坚固，在和解中凸显尖锐，又在到处是黑洞、绝望和不忍直视的境况中呈现温情。这个终于成为著名画家的男人，如何重新面对自己的创伤？他站在那些公交车前，还原了儿时曾目睹的姨妈的怪异行为。那算是一种艺术家式的、个人的、孩子气的祭奠，也是一种明证，历经人类史上最极端的残暴之后，人心仍未被摧毁，仍有温暖的涓涓细流。

　　其实，即便这个故事没有所谓的惩恶扬善，但它也有着治愈的结尾。

　　在一幅画作中，科特呈现了怀孕的妻子裸身从楼梯走下的一瞬，那是圣母的变形。孕育一个本来不可能获得的生命，那是给予他以及他身后所有平凡和善良的普通人的慰藉。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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