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电影《迦百农》：镜头对准最落魄的人群

　　污脏中的光

　　文/杨时旸

　　该如何去看待《迦百农》？一部社会问题剧？一部苦情片？一声断喝？一句控诉？或许是吧，但这又无法概括全部。

　　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又拿下戛纳评审团大奖的黎巴嫩电影，把镜头对准了当地最落魄的人群、最穷困的街巷，展现了一种洞穿人们想象底线的底层生活，但除却最后一幕中那个孩子微笑的脸，这个故事一直尽量用收束的语言呈现人物的遭际。让这部电影成功的，不是问题意识，也不是悲悯，而是视角。导演没有把这一切当做端给中产阶级的“奇观”，也没有俯瞰着怒其不幸哀其不争，而是始终保持在零度，像一个面无表情的过客、一个冷漠的邻居，只是把一切收进了瞳孔。有些影像带着“干预”，而有一些只是呈现。导演拉巴基特意找那些现实中居住在那一带穷街陋巷的人们出演这个故事，她把这部电影悬置在了虚构和纪实的交界。

　　和绝大多数强调戏剧冲突的故事片相比，《迦百农》好像没有铺垫、高潮和终结，因为它基本上一直处于紧绷的高潮之中，没有任何段落是松弛的，这和故事中那群底层人的生存境遇是合拍的。它从控诉开始，12岁的孩子扎因在法庭上状告父母，状告的理由是：“父母生了我。”这听起来像孩子的气话，却又生发成了宏大的哲学拷问，指向一切苦难的起源。迦百农，这个圣经中的神迹遍布之地，却陷入苦厄，哪有什么奶与蜜。一个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孩子，从法庭上的控诉开始回溯自己短暂的生命时光。冷漠无能的父母，逼仄肮脏的居所，他和妹妹相依为命，靠打工和偷窃维持生计，但妹妹还是在11岁时就被迫出嫁，扎因流落街头，意外闯入了难民Rahil的生活，见证另一番苦痛。

　　大多数时候，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人们会把遭受的苦难当做一种非常态去对待，而在这部片子里，苦难才是常态。那些来自街头的恶意、死亡的威胁，于扎因而言都是从降生起就伴随周遭的事物，应对这样的生活，就像下雨就要避雨一样简单，那是生存必须，是趋利避害。到底什么造成了这一切，到底一个人的生活与生命应该是怎样的，这些从未出现在孩童的脑海里。他只是想活下去。他的世界里没有对错、黑白、是非，道德是完全缺席的，法律连概念都不曾存在过，这里不过是无政府下的自生自灭，一个直立行走的动物世界。一个神明应该降临的地方，一个存在于典籍中被恩泽的地方，却全然不见一丝圣光，连超级英雄的服装到了这里都被自动降格。那个干瘦又糊涂的老头在游乐场门口招徕生意，终日穿着一件蜘蛛侠套装，只不过胸前的蜘蛛图案被替换成了蟑螂——这成为了一个微妙又满是黑色幽默的隐喻，在这污脏之地，蟑螂与其相得益彰。

　　《迦百农》中，摇摇晃晃的镜头之下，都是理所当然的苦，失魂落魄的人，随时降临的灾祸。在这其中，“好人”和“坏人”的评断标准是失效的，那些出卖、欺诈和偷盗，并非罪名，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这故事中也有一些温情脉脉的片段。扎因用一面破碎的镜子反射看邻居电视上的动画片、他和卖花的小姑娘坐在路边说起未来……而通篇看下来，他最生存无忧的时刻竟然是在监狱里。

　　扎因的年龄直到最终也没人知晓，医生靠牙齿大致判断出他的年纪。他失却一切“身份”，而始终也在找寻“身份”。他找寻的是一纸证件吗？其实，他找寻的不过是尊严，那才是一个人生之为人的根底和证明。所以，他在结尾的那一笑，正是这污脏中的光。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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